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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關于修改稅收征收條例的議案(征求意見稿)》(以下簡稱《征求意見稿》)已經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。其中第二重要的一點是，一個人會像中小企業一樣擁有一個唯一的、不可更改的“納稅人識別號”。以后不管是簽協議還是交醫保，只要和稅務有關，都要報這個號。

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講師、中國稅收政治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劉劍文，他參與了此次法律修改的討論，并解讀了一系列根本性創新，如一個人的稅號所策動的信用信息系統建設項目、直接稅比例的提高等。

為這些賬戶繳稅

每次使用稅號都會被提醒“我是納稅人”

北京晚報:納稅人識別號會給人們的貧困帶來哪些負面影響？

劉劍文

劉劍文:實行納稅人識別號后，以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會經常處理，比如買賣房屋、增加購買、股票交易、簽訂協議或協議、資產登記等。，并會被要求提供這個電話號碼，以便納稅人可以更清楚和簡單地看到他們的繳稅紀錄。

當我們想到大數據時代，納稅人識別號將成為最重要的信息收集者，這將有助于更好地實現稅收正義。以前，我們對納稅信息的掌握非常原始。有些人被計入了更多的納稅項目，并相應地繳納了更多的稅款。有些人可能錯過了個別項目，繳納的稅款較少。有了統一的稅號，納稅人的信息將得到全面整合，減少了公平征收的情況。

同時，納稅人識別號攜帶的信息也將促進全社會信用信息系統的建立。在發展中國家，在避稅案件中納稅是最重要的基準。如果發現有不當納稅的記錄，這個人會在準入、貸款等諸多方面“碰壁”。有了這樣一個避稅案例體系，金融機構在社會中的自然環境將得到有效改善。

該制度不僅規范了稅收征管行為，而且在激發納稅人的基本權利精神方面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。納稅人每次使用稅號，都會被提醒“我是納稅人”，“稅痛”會更清晰、更理智，會珍惜“稅用在哪里”，會思考自己繳納的稅款是否已經換成了相應的公用事業，然后會立即監督中央政府的支出，對預算的流動性提出更高的要求，這反過來又會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。

我們也應該看到，納稅人識別號似乎更植根于稅制改革方向。比如未來要提高直接稅在體制結構中的比重。

北京晚報:提高直接稅在體制結構中的比重有什么意義？對于百姓來說，會不會提高稅率？

劉劍文:在中華民族現行的制度結構中，稅率、銷售稅、增值稅，包括間接稅如稅收，占據主要地位。這些稅純粹是以貨幣形式的產品和勞務為基礎，容易出現稅率轉移的現象。事實上，任何一種消費者，比如在餐館購物，都是按比例繳納間接稅的，發展中國家通過提高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價格將稅收轉嫁給消費者。作為納稅人，他們往往感覺不到這些稅收的存在，也無法算出自己到底交了多少，更容易忽視自己的基本權利。相反，未來要征收的所得稅、車船稅、房產稅都是直接稅。納稅人可以準確的看到自己的納稅狀況，而這些稅收是無法轉嫁的，更有利于稅收正義。

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部署，信息化稅收試點要穩定稅率。理論上，只有當稅收總額穩定時，制度結構才會得到改善和改變，直接稅比重增加的同時，間接稅也會降低。所以，總的來說，并不是提高稅率為民，而是讓稅收更好的發揮調節作用。

完全增加免稅的意義有限。關鍵是把所有收入打包

《北京晚報》避稅案:所得稅作為一項與民有關的直接稅，一直是香港市民關注的話題。有人認為目前3500元的免稅還是太高了。你怎么想呢?

劉劍文:堅持免稅額度只能解決正義問題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所得稅完全等同于工資上的個人所得稅。事實上，到目前為止，中國的國家所得稅包括11個稅目，如工資收入、集體工商戶的制造和管理收入、事業單位的承包和租賃經營管理收入、勞動報酬收入、稿費收入、貸款分紅儲蓄收入、個人財產租賃收入和個人財產轉讓收入。如果采用分類個人所得稅制度，將為收入多元化的人提供一個自然的避稅機會，不利于公平標準。比如一個人只有工資收入，年薪4000元，超出的500元需要繳納一定的稅。而另一個人，除了工資，還有其他的勞動報酬，報酬，或者房屋出租收的地價，炒股賺的錢等等。如果這兩項列在免征額以下，即使收入比前一個人高很多，具體稅率也不一定各方面都交。所以完全提高免征額的意義是有限的。關鍵是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個人所得稅，將所有收入打包，以統一稅征收一個稅種，真正實現低收入人群少繳稅，高收入人群多繳稅。

北京晚報:也有人提出，目前一個人繳納所得稅是合理的，中產階級繳納所得稅可能更公正。

劉劍文:用中產階級作為征稅單位更合適。你可以考慮每個中產階級的具體情況，比如中產階級的收入，贍養老人要花多少錢，孩子上課要花多少錢，但這意味著對誰都不是最不利的。我們認為，最糟糕的辦法是借鑒澳門的做法，即一人單位和中產單位同時并存，納稅人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較為不利的方法。另外，要實行以中產階級為單位的方式，需要建立一個納稅人共享信息的平臺，真正掌握家庭的收入，否則，新的公平可能還是會出現。

那些關于憲法解釋的事情

刪除“管理工作”一詞

稅收征收管理機關應當在避稅案件中為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

北京晚報:在征求意見稿中，首次提出“金融機構和其他銀行應遵循明確規定的細節、文件格式和截止日期的要求?！?/p>

金融事務

行政機關提供“單位”賬戶持有人的賬戶、賬號、投資收益和貸款避稅案件總值及賬戶期末余額等信息，中央有關機構和政府機關應當向財政、

金融事務

行政機關提供與稅收有關的信息，如消費市場主體資格、人口數量、專業知識、收入、個人財產、支出等。".有人擔心這樣可能會導致隱私泄露。

劉劍文:目前這些明確的規定是好的。為了實現準確、公平的征稅，金融機構確實需要掌握納稅人的原始信息。但是，在設計明確的制度時，也要考慮納稅人的權益。比如最壞的情況，可以制定專門的規定，對信息的簡單隱瞞、隱瞞責任的整體承擔、涉密信息公開發布的前提、隱瞞原則的落實、只能由相關中央機關和檢察機關享有的內容等做出相應的明確規定。具體來說，在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步驟中，一旦納稅人的信息被泄露，誰來承擔法律責任，從而更好地保護納稅人的基本權利。

北京晚報:征求意見稿增加了很多細節，完善了納稅人權利保護制度的各個方面，比如增加了暫停和不增加稅收貸款的明確規定。對立即糾正稅收違法行為或配合稅務機關查處稅收違法行為的，應減免稅收貸款。我們將降低對納稅人處罰的國際標準，減少對違法行為的自由裁量權，將大多數與處罰有關的規定從“5%以上避稅案件十倍以下五倍以下”改為“50%以上三倍以下”，并視情節輕重，從輕、減輕或免除處罰。你如何看待這一變化？在你看來，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或補充？

劉劍文:在憲法解釋的過程中，更加注重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。與過去相比，有了相當大的變化，但仍有許多內容值得考慮。

從立法命名本身來看，“管理工作”一詞應予刪除?！肮芾砉ぷ鳌边€是很有市場經濟基調的。在我國稅法關系中，太多的避稅案件強調納稅人的非法納稅精神，而忽視了國家、中央政府和稅收行政機關對非法納稅精神的培育。長期以來，稅務管理只是作為管理者的避稅案例。與納稅人相比，稅務機關在威信上沒有做到公平，為納稅人“公共服務”的精神不強。

此外，還要增加“誠信納稅推定權”，即稅務機關在對納稅人征稅時，必須首先認定納稅人是有道德的納稅人，認定納稅人處理稅務事項是有誠意的，并承認納稅人的陳述是真實的，提交的信息是原始的、準確的，這是不充分的、不準確的，不能詆毀、懷疑納稅人是否違法納稅，類似于刑事訴訟法中的“無罪推定”標準。如果沒有“善意納稅推定權”，納稅人更容易受到行政權力的非法干預，其財產權和長期貧困、制造和運行的社會秩序無法得到充分保障。

對于納稅人權利的保護，要進一步考慮如何降低金融民事訴訟的投票率，方便納稅人胡佳?，F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或者納稅擔保發生糾紛時，要先納稅，再提起行政復議，再提起法院。今天的議案雖然略有改動，但明確規定復議前不能繳稅，但民事訴訟前必須先繳稅。納稅人沒有錢納稅或者提供擔保，就失去了向財政部門法院提起訴訟的基本權利。我們建議在民事訴訟前考慮降低納稅比例，比如只需要繳納20%，或者為民事訴訟提供相應的保障，這樣對納稅人胡佳更有利。